实现充分就业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由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的就业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起来。特别是"知识型失业"的情况出现，使社会各方对如何化解就业矛盾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新的思维方法来看待就业问题，使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得到更有效的培固。
刘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李长安:博士公社公共政策与投资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一、全面科学地认识当前就业问题
主持人: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5年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底基本持平。那么，如保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呢?
李长安:从统计数字来看，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失业率似乎并不高。比如，欧盟的失业率长期在10％左右，美国的失业率也在6％上下，即使是一向自称就业问题解决得很好的日本，目前的失业率也逼近了6％。不过，这里应该考虑到的是:第一，我国的就业统计方法和他们不同。我国采取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方式，也就是说，你去登记了，你就算失业人口；如果你是失业者，但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因此你就不在统计数字之内；第二，从统计范围来看，我国的失业人口只是统计了城镇劳动者，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包括在内；第三，我国的失业率统计数字只能反映显性失业状况，而不能反映隐性失业情况。据估计，我国仅在国有企业就存在着上千万的富余职工，他们实际上可以归入隐性失业者行列。综合以上情况来看，我国的失业问题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要严重。对此有专家估计，我国的真实失业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概要高一倍多。
刘军:确实是如此。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是失业率没有变化，但失业人数也会因为就业总量的增加而导致实际失业总人数上升。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达到1000万人左右，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因此，我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以及偏紧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落实，还有城市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城镇的失业人数还会有所增加，就业形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十分严峻。
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进城农民工主要还是处于"候鸟式"的就业形态，有些人把城镇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农民工的大量涌入，这是不正确的。由于农民工整体文化技能素质较低，社会关系资源少，组织化水平低，因而在劳动关系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比如，在民工就业最多的建筑业，民工作为"工程金字塔"的最底层，基本上不能参与工程项目的决策和管理，工程出现质量或资金问题，最后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
赖德胜:从近年来失业人群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的失业人群范围有所扩大。特别是当前存在的"知识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知识失业"现象，即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也会失业。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失业"并不完全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和转型性的特点。
造成我国现阶段"知识失业"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一般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所谓一般原因是指别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的原因，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大学的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不合理、教育质量不高导致毕业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等。而特殊原因更多地指与我国现阶段的转型特征相联系的因素。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大学大量扩招的政策，因此，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这几年突然增加。而这几年恰好又碰上各级政府改革和宏观调控，社会对大学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减少，所以在很短暂的时期内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此外，还有个问题是就业信息的不对称，很多单位的人才空缺信号没有进入市场，更多的是依靠关系。而那些来自农民家庭和工人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业的劣势非常明显。
二、经济增长为何没有带动就业的同步增长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近10％的高增长速度，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失业率也在攀升，这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的同步增长。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李长安:导致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这种悖论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投资结构出现了偏差。我国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但是，引人关注的是，投资结构的偏差使得高投资增长率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1980年至1989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6%，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1990年至199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7%，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却降为0.063，目前该弹性系数已不足0.05。这说明投资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了。
投资结构的偏差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国有经济一直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就业吸纳能力方面，国有经济却大大低于非国有经济。如果以同样产值计算，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工业企业的1.43倍；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小企业吸收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国有企业的14倍。
再从投资的工业类型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比如在2005年上半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增速差距仍有1.5个百分点。其结果是，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60%，而轻工业的比重则下降到不足40%，一升一降，对比十分鲜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将使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产业向来被认为是吸收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迟缓，第三产业投资的滞后成为阻碍就业扩大的主要因素。根据调整后的统计数字，200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40%，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
刘军: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主流观点略为不同。那种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的说法，实际上是由于统计指标测算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就业体制、就业方式以及历年来的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变化情况，使得就业弹性数值被缩小了，从而也就使得经济增长的实际就业吸纳能力被人为低估了。我曾经运用两种不同估算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行估算的结果都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当前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是800万人，而应是每年1400万人左右。比如，按照显形法测算，目前每年减少隐性失业和增加隐性就业约665万人。而近5年来每年统计数据反映的新增就业岗位数为780万人左右。据此估计，全国目前每年经济增长的实际就业吸纳能力为1445万人左右；而按弹性法测算，只要GDP增长率保持在7.5%，年均就业吸纳能力可望达1411万人。所以，尽管劳动力市场依然呈现供大于求的特征，但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要比通常估计的严重程度有所缓和。
另外，在我国的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职业不匹配问题，这也是导致失业增加的重要原因。我曾经对全国89个城市几大类职业的供求匹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17%的就业机会在无形中流失。而且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不匹配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严重影响了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
赖德胜:造成当前我国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我国，劳动力市场按照所有制可以分为国有经济劳动力市场和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市场，按照户籍制度又可以分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制度性分割的情况下，两类市场当中的劳动力往往缺乏流动性，这样就难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最优化配置。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当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供给过剩时，如果第一市场的失业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较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劳动条件，他们只有处于失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愿性失业者。因此，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问题，不仅难以缓解城镇失业问题，也难以应对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的就业问题。
三、依靠制度创新解决就业问题
主持人:在上面的分析中，各位都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作出了解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就业问题呢?
李长安:根据我前面阐述的观点，我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就业难的问题，首先必须反思我国的重化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创新投资体制。从比较优势出发，适当放缓重化工业的进程，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真正为非公经济的发展解忧